半年后，我们拿下第二家酒店集团。
一年后，团队从两个人变成二十三个人。
第二年年底，海临分部的订单第一次超过总部。
程野拎着一瓶酒飞过来，坐在那张还没舍得换掉的旧会议桌上感叹：
“当初让你来追一个烂项目，没想到追出半壁江山。”
我把财务报表卷起来敲他。“谁的项目烂？”
“我的错。许总的项目英明神武。”
贺景舟刚好推门进来。
他听见最后一句，把新办公室的续租合同放到我面前。
“那我这个介绍办公地点的人，算不算也有点功劳？”
程野看看他，又看看我。“算。你功劳最大。”
他故意把“最大”两个字咬得很重。
我低头翻合同，不理他。耳朵却慢慢热了。
我和贺景舟认识的第一年，只谈工作。
他严谨得近乎挑剔。
我交付晚十分钟，他也会按合同记录。
可我带团队熬夜，他会让酒店厨房多留几份热饭。
我父母第一次来海临，不习惯这里的口味。
他开车绕了半座城，找了一家家乡菜馆。
做所有这些事之前，他都会先问我是否需要。
他不会用“为我好”替我做决定。
也不会因为我能独立解决，就认定我永远不需要照顾。
第二年春天，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试试。
我没有马上答应。他也没有催。
整整三个月，他仍旧和以前一样。
不逼近，也不撤走。
直到某个普通的下班傍晚，我主动牵住他的手。
没有烟花，没有围观的人。
可我第一次觉得，一段关系的开始可以这么安静。
不需要靠猜，也不需要争。
第三年秋天，总公司成立十周年。
庆典和行业分享会定在我离开的那座城市。
程野让我回去做主讲人。
我看着邀请函上的地址，沉默了几秒。
不是当年取消婚礼的酒店。
可距离那里只隔两条街。
“不想回就换人。”贺景舟说。
我摇头。“该回了。”
三年里，父母每年都会来海临住一阵。
我却一直没有踏进那座城市。不是还放不下。
而是忙，也觉得没有必要。
可逃开和放下终究不同。
我不想让一段结束的感情，永远替我划出一块不能靠近的地方。
分享会那天，台下坐了几百人。
我讲完海临分部从零开始的经历，屏幕上刚好放出第一间办公室的照片。
墙角摆着接空调水的桶。台下一阵笑声。
我也笑。“条件确实很差，但那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之一。”
掌声响起来时，我在最后一排看见顾承川。
他没有上前。只安静地坐在那里。
散场后，我陪几个客户聊完合作，从侧门离开。
顾承川站在走廊尽头。
三年不见，他瘦了一些，神情比从前沉静。
“演讲很好。”他说。
“谢谢。”
我们之间只剩下客气。他似乎准备了很多话。
真正见到我，却迟迟没有开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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